《风筝》里的副政委（原先是主任）袁农可能是演得太好了，所以很多人看着他总是不太喜欢。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了，这个当年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跟《特赦1959》中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长得有九成相似。

袁农为什么会长得像贺春年，看过这两部电视剧的读者肯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不是历史人物像，而是演员像，这两个人绝非影视形象与历史原型的关系。

贺春年是百分之百的好人，而袁农可就说不定了，起码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的“军统三剑客”都知道，当年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确实是叛变了，抓他的就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督察主任为此还跟徐远举大闹一场，最后是沈醉出面协调，请周、徐二人喝了一顿酒，这才在表面上握手言和。

《风筝》里的袁农早期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他是怎么在卡宾枪扫射、汽油焚烧中幸存下来的，这一直是一个谜——当年确实有人从渣滓洞和白公馆逃出，但《风筝》里的袁农绝不可能逃出：身边的战友已经中弹倒下，牢房也变成了一片火海，除非他在大火烧起来前就被放出，否则肯定十死无生。

据沈醉回忆，当年重庆地下党的第一负责人和第二负责人都被徐远举抓捕并先后叛变，沈醉亲眼见过这两个人，还对他们的叛变表示了轻蔑。

沈醉在《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中回忆，1948年4月初，地下党在重庆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特务破获，任达哉、陈柏林等人被捕，任达哉很快叛变并出卖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

许建业受尽酷刑坚强不屈，任达哉却很快叛变并供出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刘国定被捕后稍一受刑，就向特务供出了大量的地下党员名单。徐远举如获至宝，带着刘国定四处抓人，破坏了《挺进报》机关，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沈之回忆录，可能跟其他史料有些矛盾之处，咱们今天还是以沈录为依据，不同之处有时间再写。）”

徐远举和周养浩当保密局西南区（下辖云贵川康四省站）正副区长的时候，原军统（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军统三剑客”的老大沈醉，已经被毛人凤一脚踢到云南去当了站长，名义上是归西南特区管，但是沈醉还是直接跟毛人凤联系，并不服从西南区的领导，徐、周二人也没有意见：“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有名无实。因为黔（贵州）滇（云南）两省省站长都不听他的指挥，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名义给我和陈世贤（黄埔二期生，曾任洪公祠特训班教官，徐远举当时是学员）发过文件。”

徐远举和周养浩拿贵州云南两站站长没辙，只好窝里斗：周养浩却不愿屈尊当徐远举的副手，经常跟徐远举较劲。周养浩妻子（毛人凤的侄女）向叔叔告状，软磨硬泡之下，毛人凤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让周养浩当了主任——督察室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不论是陈世贤、沈醉还是西游记，都不理这个茬儿，于是督察室成了空架子，多年后沈醉还在暗笑：“徒有其名，从未实行过一次督察室督一督、察一察的权力。”

周养浩和徐远举真正撕破脸闹翻，居然就是因为那个疑似袁农历史原型的刘国定，最后毛人凤也被他们吵得头大，只好又把沈醉从昆明喊回重庆，为徐远举周养浩的鸡争狗斗当和事佬。

沈醉到重庆调节徐远举和周养浩的互掐，也有他的私心：“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帮我破坏云南地下党的组织。我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云南站长后，几个月没有侦察出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听徐远举说刘国定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很希望刘国定能到昆明帮我一下忙。”

曾经当过总务处长的沈醉很会说话也很会办事，摆了一桌酒席，就让徐、周两个大特务借着酒劲儿“消除了误解”，下一步就是他亲自召见刘国定了。

在徐远举的办公室，沈醉和周养浩见到了唯唯诺诺的刘国定——当时那厮已经穿上了崭新的军服，佩中校肩章。

穿着蒋军中校军装的刘国定显然还不太适应新的身份，看着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大剌剌地坐在那里，他脱帽三鞠躬，沈醉憋着没笑——要是三人身后摆上黑白照片，这就是妥妥的吊唁了。

刘国定给沈醉的第一印象很坏，尤其是刘国定他表示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对云南地下党工委在什么地方设有联络处并不知道，要抓到他们，只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这种无能表现，直接让沈醉失去了跟他说话的兴趣。

眼看刘国定身上没有油水可榨，沈醉大失所望第给徐远举使了个眼色，徐远举挥挥手让刘国定退下，于是这个叛徒又露出了丑态：“刘国定站起来向我们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势，向后转本应当右脚退后向右转动，他却左脚退了很远向左边转过去。我一向爱笑，见了他这种举动，几乎要笑出来，徐远举忙把我一推，我才没有笑出声。”

沈醉瞧不起刘国定，可能也是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沈醉不但召见了刘国定，还参与了徐远举对江姐（江竹筠）的刑讯。

大义凛然的江姐给沈醉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徐远举这个魔头也忍不住称赞江姐视死如归的勇气，连说“好厉害”。

徐远举用尽酷刑而得不到半点口供，只好让叛徒刘国定出面劝降，于是刘国定再一次开始了他丑态百出的表演：“不一会儿，刘国定就像条哈巴狗似的走了进来，一进来就冲徐远举和我各敬了个室内军礼。徐远举像对待奴才似的，远远地扔给了他一支烟，他受宠若惊地双手接住，一脸媚笑地问：‘处长找我？’”

刘国定在徐远举鹰钩鼻子上的两只圆眼（沈醉说那是徐远举最显著的特征）逼视下连连称是，然后又学着其他特务的样子，两腿一并，立正敬礼，然后照例反着向后转：“我冷眼旁观地注视着这个叛徒的一言一行，看着他那穿着军装可还向前佝偻着的水蛇腰，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厌恶之情。刚才的文弱女子是那样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而这个五尺男人却这样奴颜婢膝，我真有些替他脸红。”

沈醉是真厌恶还是假厌恶，是真脸红还是假脸红，这个且不去管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国定的身份职位，跟袁农有许多相似之处，任重庆地下党负责人的时间也有大段重合——抗战胜利之初的军调时期，袁农就是重庆地下党负责人，那时候刘国定和冉益智都没有被捕。

要是以一百为满分，袁农的特工技能似乎是能打三四十分，就是这样一个早就上了军统抓捕名单的人，居然那么长时间没有被抓，然后又在枪林弹雨漫天大火中毫发无伤地“脱险”，要说这里面没有问题，估计读者诸君都不会相信吧？

我们细看《风筝》，就会发现那里面根本就没演袁农是怎么被捕的：被包围在小楼里，袁农的战友说完“没有人会相信被捕的人”后举枪就义，溅了满脸鲜血的袁农闭上了眼睛——他肯定是放弃抵抗束手就擒了。

袁农溅了满脸鲜血的图片不宜展示，但是这个场景肯定是有所暗示，这也跟沈醉的回忆合拍：“前后被捕的地下党员达一百多人，除其中二十余人被释放脱险外，绝大多数是忠贞不屈被分批杀害了，还有一些人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屠杀中遇害。”

袁农肯定不在那被营救释放的二十余人之中，这在《风筝》中演得很清楚：1949年11月27的子弹击倒的是袁农身边的人，牢房被烈火吞噬，倒在地上的袁农是怎么出来的？

袁农身上疑点重重，所以我们说他的历史原型是叛徒刘国定，似乎也不无道理，《风筝》让他悬梁自尽，可能也是觉得让他活下去，有很多事情解释不清，至于他什么时候叛变，是不是毛人凤埋下的有一个影子，读者诸君心中，想必早就有了结论吧？